实际上，当时中国人的地缘文化观念，并不仅见于南北之间。如南方革命军内部粤系与浙系之间亦是壁垒分明。北伐前夕《晨报》指出：蒋介石“自成立党军以来，即积极实行其大浙江主义，对于粤籍将领所统之军队，久思彻底将其解决，故始则除梁鸿楷，继而灭郑（润琦）、莫（雄），再进而驱逐许崇智，至是号称粤籍军官者，仅有两李（济深、福林）一吴（铁城）。”《大公报》亦指出：“广东现在完全为浙江人势力，蒋氏援引同乡，无所不至，各机关书记且多浙籍，粤人侧目久矣。所谓左右派之争犹是表面上话，实际浙人非浙人争饭碗而已。”《大公报》的另一篇文章还谈到：“前月南口战事紧急的时候，北京大捕陕西人。现在武汉战事紧急，宁波人在汉口难得安身。吴子玉（佩孚）在武汉杀了二十个学生，内中十九个是湖南人。陕西人被捕，为的有人和田维勤作对；宁波人不安，为的和蒋介石同乡；湖南学生被杀，为的湖南现在成了南军的大本营。”
相对隐约可见的地域观念而言，政治宣传对民众动员的作用，在北伐当时更为彰显而直接。张君劢于1926年10月底到武昌考察时，感受“最触目之点有二：其一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按户悬挂，布旗不备，以纸代之；其二，政治口号之多，超于国内各香烟公司广告之上，譬曰‘一切权力属于党’,曰‘政权归于革命的民众’,曰‘肃清反革命派’,曰‘拥护革命中心力量’,曰‘巩固革命联合战线’。总司令部有政治总部，指挥部有政治部，各军各师各旅中无不有之。此外有省党部、市党部、工会、学生会各编制标语，以炫耀其宣传之能。故武昌全城，几成一口号世界矣。”